告诉我：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王少卿：黄先生，谢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您写了那么多的书，做了那么多的讲演来谈论素质教育，影响也都非常大，但是您自始至终也没有对什么是素质教育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有人对您这一点颇有微词，说您是“博士卖驴，全纸无驴”。

　　黄全愈：实际上，在中国缺的并不是对素质教育的定义。

　　前两年，北京四中的刘校长告诉我，对“素质教育”的定义，国内有54种之多。我不想也参与到这场概念上的争论中去。与其我在那里“玩弄”概念，不如由读者看了书后，自己去“启疑”、去思考、去总结、去概括……“答案是丰富多采的”，这正是我的教育理念。

　　王少卿：答案确实丰富多彩。类似的问题我问过一位重点中学的校长，他的说法是，现在的教学大纲都规定好了，德、智、体、美、艺都有具体的课程，只要按照现有课程、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都做完了自然就达到了素质教育的目的。

　　黄全愈：并不是“德、智、体、美、艺”摆在那里，就是素质教育，如果一切为了考试，它仍然还是应试教育。关键不在于您开了什么课程，而是于您是否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

　　我曾被邀去听一所国内重点中学的语文示范教学课，课文是《蟋蟀的住宅》。课后点评时，我讲到了一个不太客气的问题：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蟋蟀的两个特点是善于唱歌和擅长做窝。可实际上呢?蟋蟀最“有名”的特点应该是打斗!遗憾的是，并没有老师“突破教学大纲的要求”，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去思考课文所没有提及的蟋蟀这个“有名”的特点。

　　王少卿：跟这位校长不同，很多家长对素质教育也有自己的理解，那就是让孩子学了钢琴学画画，学了画画学书法……然后家长就非常满足地想，我的孩子素质已经很高了。

　　黄全愈：这也是错误地理解了素质教育。本来业余学弹琴、学绘画之目的是陶冶孩子的情操，培养孩子的审美意识，使孩子得以更全面地发展。但现在，家长们让孩子学这学那，是为了让孩子考级，为的是能给中考和高考加分，这就产生了异化，因为目的和性质都变了。其实，是否在搞素质教育，并不是看您的孩子是否在课外学了弹琴绘画，而是看您是否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发展孩子的个性，健全孩子的人格……

　　王少卿：有些家长反映，素质教育有些像花拳绣腿，好看不中用。面对升学的压力和社会既有的评价标准，家长们心里赞成素质教育，行为喜欢应试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给家长们提供一个对孩子进行素质教育时最切实可行或者说最重要的方法?

　　黄全愈：你说到应试教育，让我记起一件事。1994年底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看到许多过去的朋友一个个红光满面，但是身体并不好，不是有心脏病，就是有高血压。当时我还非常蹊跷。朋友说：“别提啦，都是吃王八吃的。”

　　应试教育就像吃王八一样，立竿见影，见效挺快。考试的成绩也很能让孩子、进而让家长“红光满面”的。但这个“红光满面”，却是以损坏内部健康为代价的。

　　应试教育立竿见影，看得见，摸得着;素质教育听人说很好，但见效太慢。人们又没有亲自尝过素质教育的甜头，就有点等不及了。特别是现在，一家一个孩子，是希望的命根，大家都有“试不起”的心理。

　　应试教育确实有诱惑力，我们在矿矿的身上已经尝到了素质教育的甜头，但有时也禁不住诱惑，想让他多学一点是一点。实际上，正是应试教育有很大的诱惑力，才危害很大。

　　实行减负后，学校和家长们发现，孩子们的成绩普遍下降。于是，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可大家都忘记了：减负本身就是要让孩子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从考试机器的高压中解放出来。成绩有所下降，是必然的，完全不必大惊小怪。注重了素质教育的孩子创造力强，后劲会更大。

　　王少卿：以《素质教育在美国》为标志，世纪之交，中国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家庭教育热和素质教育热，出现了舆论众声喧哗、家长不知所从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能做些什么?

　　黄全愈：中国人喜欢一窝蜂，喜欢急功近利，总以为吃什么补什么。见别人培养出了“哈佛女”，就想照抄一份菜单，依样画葫芦也造出一个“耶鲁男”来。

　　可素质教育根本没有一二三四五式的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具体操作方法，要是有这样的方法，素质教育早就搞成了，还用等到现在?这是用应试教育的思维来看素质教育。倘若以为素质教育是某个人的事，某个人能开出灵丹妙药，让孩子“吃”了就能立竿见影，那是一种误解。老师、学者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

　　人是有差异的，用一成不变的模式去“套”有着千差万别的个体，是不科学的。经验是有局限性的，是因人而异的，东施效颦的故事，道理不深，但真正理解起来却不容易。

　　王少卿：好像也不能全怪家长。中国教育的弊病是应试教育，这一点人们都看到了，但是实行起来，又自然不自然地走到这个老路上去，似乎成为了一种积重难返的局面。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深层的原因。

　　黄全愈：原因是“四位一体”的教育没动起来。学校教育—大学动了，高中不动;家庭教育—绝大多数家长不为所动，动的也只是“心动”，没有行动;社会教育—有些动有些不动;自我教育—绝大多数孩子不为所动。

　　所以说，教育是一个整体，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教育的问题。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教育体制上“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存在，使得整个教育机制都围着它转。就像一列惯性极强的火车，车上车下的人都意识到要刹车，但一时又刹它不住。教育体制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

　　王少卿：中国的孩子缺乏创造性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是不是融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并且成为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了?从这一点说，它与中国从古代的科举到现代的高考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是不是应试教育影响了中国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决定了中国的孩子缺少创造性?

　　黄全愈：中国的孩子缺乏创造性的确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而应试教育则是阻碍想像力和幻想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想像和幻想教育没有被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统一的教育方式、统一的标准答案正束缚着学生的想像力。

　　要说束缚中国人的创造力，这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很大。因为考什么、怎么考，直接影响到学什么、怎么学。科举考试弄得读书人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人云亦云，套八股的模子，进八股的框框。而应试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延伸，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仍然起着阻碍作用。

　　对人的创造力的束缚，与传统文化也有关系。我多次说过，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角色教育忽视对人自身的教育，重共性轻个性，重义务轻权利，重服从轻自主，重外在的纪律轻内在的能动，等等，都影响到创造力的培养。

　　王少卿：您这种文化评价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大的文化层面，难道说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缺乏素质教育的土壤?

　　黄全愈：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原想避开，但看来避开也不是办法。

　　可以这样说，素质教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确是先天缺氧的。但是，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改革我们的教育，才会呼唤素质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教育部才会颁发49道减负令(尽管未见大的成效)，才会打开国门接受教育新观念，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理论……

　　谁又敢说，这一切的努力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呢?

（责任编辑：杨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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